消费很重要，而且越来越重要，各行各业、宏观政策、市场预期，方方面面都越来越重视。
但提振消费，却格外不容易。供强需弱、外强内弱，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最扎心的口头禅。
2025年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大关。根据国务院批复同意的《扩大消费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，到2030年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。据此测算，未来五年社零年均复合增速约为3.7%。
但今年作为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1—7月社零增速仅为1.2%，开局偏弱，压力凸显。
中国消费到底处于什么状态？每个人都有直观体感，但体感往往模糊、矛盾、碎片化。这些年，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海量促消费政策，以旧换新、消费券、场景扩容、业态创新轮番落地，但消费回暖始终偏弱、基础不牢。
在长期研究消费数据的过程中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：想要彻底弄清楚中国的消费真相，非常难。
本文将通过系统梳理、交叉比对、深度拆解各类消费统计数据，厘清数据偏差、认知误区与真实底色，为理解当下消费困局、探索长效提振路径，提供底层认知支撑。
01 消费数据为什么“说不清”？统计本身就是难题
判断中国消费冷暖，无非两个维度：一是纵向看自身历史数据，二是横向看国际对标数据。但无论哪种方式，都很难得出绝对精准、毫无争议的结论。
我深耕消费研究多年，也和多位经济学家反复交流探讨，至今仍不敢说完全吃透中国消费数据的全貌。这并非研究不够深入，而是中国消费统计本身存在天然难点与结构性偏差，国家统计局也多次公开表示，需要持续优化消费统计体系，完善供给侧全口径统计，补齐服务零售、线上虚拟消费等新增场景的统计短板。
究其根源，在于我国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清晰、口径稳定、误差极小；但消费数据依托抽样调查、多口径叠加、动态推算，叠加服务消费、虚拟消费、新型消费业态层出不穷，统计滞后、口径交叉、数据偏差问题十分突出。
目前公开的三大核心消费数据，彼此独立、数值不一、各有局限，极易造成认知混乱。
第一组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（社零）
2025年我国社零总额突破50.1万亿元，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44.3万亿元，餐饮收入近5.8万亿元，是大众最熟悉、媒体最常用的消费指标。
但社零≠居民全部消费，存在两大核心偏差：
其一，覆盖不全。社零仅统计实物商品与餐饮消费，教育、医疗、文旅、养老、家政、金融服务等大量服务消费完全不在统计范围内，无法反映当下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。
其二，主体混杂。社零数据包含大量社会集团采购，比如单位办公用品、企业集采、机构福利采购等，并非全部是居民个人消费。而集团采购中，多少转化为居民个人福利、多少为生产经营所用，目前没有精准统计口径，导致无法精准剥离纯居民实物消费规模。
第二组：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（住户调查口径）
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，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602元，占比46.1%，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，契合消费升级趋势。
按全国14.05亿人口测算，2025年居民消费总支出约41.4万亿元，其中服务消费19.1万亿元，对应商品消费仅22.3万亿元。
这一商品消费规模，和社零44.3万亿元的实物商品零售额相差一倍，偏差极其悬殊，核心源于统计方法的本质差异。
社零采用“全面调查+抽样调查+大数据推算”模式：限额以上企业全额联网直报，限额以下商户抽样推算，零散零售活动依托大数据建模补齐，偏向市场端总交易规模统计。
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，依托全国16万户左右的住户抽样调查，通过样本户数据加权汇总得出。这类入户调查存在天然短板：样本代表性有限、居民存在低报消费、低报收入倾向，系统性低估无法避免。
最典型的佐证就是居民收入数据偏差：2025年入户调查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总额约55.28万亿元，但资金流量表核算的住户可支配总收入高达78.69万亿元，两者相差23.41万亿元。偏差根源在于入户调查遗漏公积金、公费医疗等隐性福利，且中高收入群体普遍低报收入，同理，居民消费支出也必然存在显著低估。
第三组：支出法GDP口径居民消费（宏观核算口径）
2025年我国GDP为140.19万亿元，最终消费、资本形成、净出口占比为56.9:38.9:4.2。其中整体最终消费率56.9%，居民消费率40.0%，政府消费率16.9%。
据此测算，2025年居民消费总规模约56.76万亿元。
三组数据三个结果：社零50.1万亿、住户调查居民消费41.4万亿、宏观核算居民消费56.76万亿，差距巨大，普通人根本无从分辨真实消费体量。
结合统计局官方口径与核算逻辑，我个人更倾向于：真实居民消费规模更接近56.76万亿元的宏观核算数据，而非41.4万亿元的抽样调查数据，抽样调查的低估问题十分突出。
统计局曾明确界定两大核心指标的本质区别：
1、居民消费支出包含实物报酬、自有住房服务、金融保险虚拟消费等非货币消费，社零仅统计货币交易的实物与餐饮消费；
2、居民消费统计覆盖本国居民境内外消费，社零统计境内所有主体消费，包含境外人士在华消费；
3、社零包含居民自建房建材消费，居民消费支出予以剔除。
第四组：新兴的服务零售额（仍不完善）
针对服务消费统计缺失的短板，国家统计局自2023年8月起正式发布服务零售额指标，补齐消费统计短板，适配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的趋势。
2025年1—7月，全国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.6%，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.0%，商品零售额仅增长1.1%，服务消费增速大幅跑赢商品消费，成为消费增长核心动力。
但该指标目前仍不完善：仅公布增速、不公布具体规模，地区层面仍处于试算阶段，小微服务商户、新增生活服务业态难以全面统计，导致服务消费依然存在大量统计盲区，完整消费图景依旧缺失。
02 国际对比：消费水平不低，但消费率显著偏低
理清国内数据偏差后，再看国际对比，才能真正看懂中国消费的真实位置。
美国GDP采用支出法核算，2025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高达68.1%，其中商品消费21.1%、服务消费47.0%，消费是美国经济绝对核心引擎。剩余部分由私人投资17.7%、政府支出17.1%、净出口-3.0%构成。
简单对比：每100元美国GDP，68元来自居民消费；每100元中国GDP，仅40元来自居民消费。美国靠消费立市，中国靠投资拉动，经济结构差异一目了然。
全球普遍共识是：中国居民消费率显著偏低，这也是《扩大消费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明确提出2030年要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的核心原因。
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认知误区：消费率低 ≠ 居民消费水平低。
从体感与实物消费量来看，中国居民消费品质、消费数量，和发达国家差距远没有金额差距那么夸张，部分领域甚至更优。当下大量港澳居民北上珠三角消费，正是中国商品性价比高、服务体验优的直接佐证。
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专项研究指出：主流统计系统性低估了中国消费水平，核心源于国内物价偏低、汇率折算偏差。若按实物消费量、购买力平价测算，中国真实消费水平比名义金额统计结果高出一倍左右。
具体来看：食品消费已超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；制造品实际消费量与同发展阶段国家持平，与发达国家差距极小；人均住房面积、套数接近发达国家；基础教育、基础医疗的服务效用基本对标发达经济体，仅高端文旅、品质服务存在小幅差距。
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“消费不差、无需调整”的误区。
物美价廉是优势，但过度低价会引发通缩压力、企业利润收缩、投资意愿下降，最终反噬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低价红利的尽头，是经济活力的透支。
也有人认为，中国大量政府公共服务补贴、免费公共资源（地铁、公园、公立医疗教育）属于隐性消费，纳入核算后消费率将大幅提升。但中金公司、粤开证券等多家机构的实证研究均推翻了这一观点：
1、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GDP比重并不高，即便纳入政府消费统一核算，整体消费率依然显著偏低；
2、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，中美服务消费率差距缩小，但商品消费率差距反而扩大，无法根本性改变消费率偏低的事实；
3、剔除自有住房租金、医疗支出等统计口径差异后，中国居民消费率仍比美国低24个百分点左右；
4、从历史维度看，美国人均GDP处于1—2万美元阶段时，居民消费率已突破60%，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，说明消费率偏低是结构性问题，而非发展阶段问题。
综合所有交叉验证，可得出两个核心结论：
第一，中国居民的真实消费水平、消费体验，远好于名义金额统计的结果，不用过度妄自菲薄；
第二，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是确凿事实，消费潜力被长期压制，是制约经济内循环、导致供强需弱的核心症结。
03 数据佐证：高储蓄率压制消费，结构性失衡根深蒂固
从全球横向数据来看，中国消费短板一目了然。
2023年全球居民消费率均值56.6%，中等收入经济体均值52%，OECD发达国家均值58%—59%，而中国仅39.1%，在全球149个统计经济体中排名靠后，结构性失衡十分突出。
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对应结果，是超高居民储蓄率。
国家统计局不直接公布储蓄率，可通过资金流量表精准测算：
住户储蓄率=（住户可支配总收入-住户最终消费支出）÷住户可支配总收入。
2023年我国住户可支配总收入78.69万亿元，住户最终消费支出51.21万亿元，据此测算住户储蓄率高达34.9%。
横向对比，OECD成员国净住户储蓄率平均仅5.5%—6.0%，即便同为高储蓄的东亚经济体，中国台湾储蓄率20%—22%、新加坡18%—22%，均远低于我国。
超高储蓄率背后，不是居民“不愿消费”，而是不敢消费、预防性储蓄需求极强，收入预期不稳、社保兜底不足、民生保障短板，是压制消费意愿的核心根源。
04 破局之路：告别短期刺激，推进结构性深层改革
理清消费数据的真实底色与核心矛盾后，提振消费的逻辑便清晰分化：短期靠政策刺激，长期靠结构改革。以旧换新、消费券等短期工具可以托底消费，但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失衡，刺激退潮后消费必然回归疲弱常态。
真正的破局之道，是扭转“重投资、轻民生”的资源配置惯性，把更多资源从“投资于物”转向“投资于人”。
北京大学卢锋教授的测算极具参考价值：2023年我国公共资源总量约占GDP的48%，其中25.5%投向生产供给端，仅22.5%用于居民与政府消费端。生产端资源占比远超消费端，是投资过剩、消费不足的核心根源。
他建议适度调转配置比例，至少腾出3个百分点GDP的资源转移至民生领域；长期可将生产端投资占比压降至15%，释放约10个百分点GDP的资源用于增收、社保、民生改善，从根源激活消费潜力。
粤开证券罗志恒则提出了更具体的系统性改革方案，精准直击消费痛点：
1、推进国资—财政—社保联动改革，提高国资上缴比例，专项用于社保提质、居民养老金上调；
2、优化城乡居民养老体系，弱化缴费属性、强化福利兜底，探索免除低收入群体缴费，打造普惠最低养老金制度；
3、完善阶段性兜底政策，为应届生、失业群体提供中长期失业补贴，稳定收入预期；
4、配套人口与育儿保障，稳步提高育儿补贴、扩大普惠托育、推行二孩房贷贴息；
5、建立居民增收引导基金，试点企业涨薪补贴，激励企业主动提高员工收入。
同时，短期火爆的“以旧换新”政策存在明显局限性：耐用消费品市场会持续饱和，短期透支未来消费，抬高基数后反而会压制后续增长。相比于每年千亿级的短期刺激，将资金用于养老金、社保、民生兜底，才能形成长效消费动能。
提振消费必须聚焦中低收入群体。这类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，增收几乎全部转化为消费，是激活整体消费的核心抓手。
而在社保缴费层面，不能简单追求“应缴尽缴、全面从严”。我国企业名义社保缴费负担已偏高，过度压实会加剧企业压力、抑制就业与涨薪。合理路径是适度降低缴费费率、扩大参保覆盖面、实现普惠兜底，平衡企业负担与民生保障。
结语
长期以来，我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“投资优先”惯性：大基建、大工程、重资产投资见效快、显性强、易出政绩，因此资源持续向生产端、投资端倾斜。
而居民收入、社保保障、消费能力属于慢变量，改革难度大、见效周期长、牵涉利益广，长期处于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的状态，最终导致消费短板持续累积、经济结构失衡加剧。
当下，短期消费刺激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，常规政策已无法破解深层困局。提振消费，必须告别表层刺激，推进深水区结构性改革。
这需要长期布局、系统谋划、久久为功，短期难见奇效，但却是重塑经济循环、夯实内需底盘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。
最后，消费升级也离不开认知与观念的迭代。传统观念崇尚“节约即美德”，但在产能过剩、内需不足的新时代，合理消费、品质消费、普惠消费，也是助力经济循环、赋能社会发展的正向价值。
消费率的提升，从来不是单一经济指标的修复，而是政府、企业、居民三方协同的结构性重塑，是发展模式、资源配置、价值观念的全方位升级。
唯有让居民有钱消费、敢消费、愿消费，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摆脱供强需弱的困局，构建内生增长的长效循环。
No.7053原创首发文章｜作者秦朔
注一：服务性消费支出是指住户用于各种生活服务的消费支出，包括餐饮服务、衣着鞋类加工服务、居住服务、家庭服务、交通通信服务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、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。
注二：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《中国的消费水平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低——基于实际消费量的比较》
